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