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