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发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字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发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