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我升入初三。那时我家的新房已经盖好,我也恢复了正常的上学生活。

    我并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北京,一项新颁布的法令会改变无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当年10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高考。那一年的高考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的奇观,据说印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邓小平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纸。我哥哥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考试。

    12月的一天,我去常州七中上课,突然发现和我打招呼的人猛地多了起来。“你哥哥考上大学了!浙江大学!”每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羡慕、钦佩,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嫉妒的表情。“这就是考上浙江大学的唐政的弟弟。”还有人竟然用这种方式介绍我。

    晚上回到家里,哥哥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哥哥一直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还写得一手好字,任谁看来都是一个好学生。之前常州市的全市高考预考他就考了全校第一名,等到正式高考时他更是我们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何况还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怎能不成为人们羡慕关注的焦点?家里坐满了哥哥学校的同学,门口簇拥着四围的街坊邻居。父亲母亲更是一直在笑,在忙,在体会从天而降的幸福。所有人都在谈论考上大学和古时候中状元的相似之处,哥哥将前程似锦了,我家将飞黄腾达了。

    目睹这一切,我心中暗想,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目标。

    没有书包,我索性空手上课堂,下课后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以前的功课虽说落下了不少,不过很快就补上来。每次考试,特别是数理化,也常是班上的一二名。那时社会上已有重理轻文的风气,到80年代更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没想到,我后来的经历竟然成了这句流行语的最佳注脚。

    1978年9月,我如愿从常州七中考入江苏省知名的常州中学念高中。入学第一天的早晨,骑车来到学校的我难抑兴奋之情,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是我梦中所想。因为这是常州最好的中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这一年常州中学一共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和我同一批进入常中的同学,来自全市不同的中学,全凭严格的考试赢得入学机会,被称为百里挑一的“骄子”。我知道自己一旦进到这里,离大学的门槛就又近了一步。

    那天上午,老师安排班级的干部分配,我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因为入学考试时,满分为50分的物理我考了49.5分的全班最高分。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头衔,我毫不在乎,我再也不会像三年前那样对当不上班长耿耿于怀了。当童工的阴影也已暂时散去。我暗自对自己说:我到这里来是要考大学的,一定好好努力。我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第一,在班上学习成绩位列前茅;第二,两年后考上重点大学。这两个目标,第一个果然不久实现了,第二个却失之毫厘。

    随着国家逐步取消“上山下乡”制度,放宽“知识青年”的回城限制,从1980年开始,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若干年后,人们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高校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民办高校,千万双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招生名额。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时代到来了。

    但我却因为两年来的苦读而变得信心满满。离1980年高考的“黑色七月”还有3个月时,我的心情变得莫名轻松起来。该读的书都读了,该做的题也做了,剩下的就看临场发挥了。我想,依我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