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很慢。非常慢。随后的很多天也都是这样慢。在整个季风雨季和Ashar月，人们都吃 kalmi、puishak或 kachu shak之类多汁多叶的绿色蔬菜。 kachu shak像是一种长长的芦笋，煮熟后有一种鲜美的味道与口感。我最喜欢闻的是村里人将 kachu shak与干月桂叶、土茴香籽和姜黄放在一起熬煮时散发出来的香味。

    刚刚开始去说服妇女从格莱珉贷款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让女性银行工作者做这个工作要容易得多。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总是如何才能消除她们的恐惧，而我的女工作者们用柔和的嗓音小心行事，做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但收效还是很慢。每一天结束时，我都询问我的学生们工作进展情况。女工作者们通常会在烟盒背面草草记下可能贷款的人的名字。结果，我雇用了三个年轻妇女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工作——两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努加罕·贝格姆（Nurja Quanine），和家在乔布拉村佛教徒居住区、只受过九年级教育的普里蒂·拉尼·巴鲁亚（Priti Rani Barua）。与男同事们相比，这些女性更容易与村里的女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但是她们也面临许多障碍。的确，我们向虐待与隔离妇女所开展的斗争，不仅是代表我们的贷款者，也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女雇员。

    一个银行工作者的工作性质，要求他或她在乡村地区独自行走，有时单程跋涉长达五英里。许多可能成为银行工作者的女性的家长们认为这件事很降低身份——甚至是伤风败俗。虽然他们可能会允许女儿坐在办公桌后面上班，但他们不能接受她们整日为格莱珉在村子里工作。这些女银行工作者又如何在各地之间跑来跑去呢?在孟加拉，男人可以骑自行车，但人们通常认为女人不应该骑自行车。我们买了练习用的自行车，还办了训练班，以使我们的女工作者们有信心骑车。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们骑自行车会招致当地人的攻击。虽然村民们能允许女人乘坐牛车、微型出租车、人力车，甚至是摩托车，但那些信教的保守分子无法接受一个女子骑自行车。甚至在今天，二十五年之后，当我们的贷款者有94％都是妇女时，我们的女雇员们去村子里工作时依然要经常面对敌意和歧视。当一个女性银行工作者初次到一个村子去时，遭到围观是常有的事。她经常会受到村民的批评。他们只习惯在家里见到女人，而不习惯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见女人。

    我们总是努力招募那些刚刚完成学业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业了的女子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一个未婚女子如果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就会减轻家里催她结婚的压力。此外，工作会大大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负担了。

    经验证明，要留住女性银行工作者是很难的。典型的情况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女工作者一旦结了婚，公婆就会对她施加压力，要她辞职。他们不想要一个“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独自在乡间奔波。他们还担心，万一遇到麻烦她可能无力自卫。当这个女工作者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家里要她辞职的压力就更大了。接着又生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之后，这个女人自己也会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而且，徒步行走几英里那种事，对她来说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了。1994年，当我们宣布我的一个包括提前退休的选择权的养老金规划时，许多女雇员都选择了离开格莱珉。这虽然不是太过意外，但仍然使我们很伤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由于雇用的妇女不够多而受到批评。我相信，那些批评者当中大多数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会现实，但我承认，他们的批评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想方设法留住女雇员。事实上，1997年有一位妇女被提升为区域经理，那是格莱珉银行前线业务的最高职位，我们为此大事庆祝。但自从1994年起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