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窗外，城市的喧嚣正在奔腾涌流，我看到一些带着婴儿的赤脚乞丐，睡在街边的女人，还有四肢残疾、身体消瘦的孩子们。

    “城市的穷人是另一个问题。”阿尼苏扎曼长叹一声说。

    “如果我们能在乡村减轻贫困，涌到达卡阻塞街道的穷人就会减少了。”我说。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祝你好运，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虽然仍是大学的一名全职教授，但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管理我们的农行乔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员仍是我原来的那些学生。工作进度比与贾纳塔银行合作时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亲自为每一笔贷款担保了。但是，我们的贷款者仍不足五百人。虽然有许多成功的个例，但是看起来，我们并未在村庄积年已久的贫穷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进展。

    1978年初，我应邀主持由中央银行组织的一个名为“资助乡村穷人”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主办，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些专家出席了会议。这些美国专家辩说，借贷给农民的关键是要把利率定高。他们认为，有较高利息的压力，农民就会更加持续地还款。

    这在我看来是讲不通的。我辩驳说:“孟加拉的农民在绝望的时候，无论向他们收取多高的利息，他们都会借钱的。他们甚至会去向一个威胁要拿走他们所有一切的高利贷者借钱。”会议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着我。“我会付给农民一种负利率。”我解释说,“我会借给他们100塔卡（大约5美元），如果一个农民还给我90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塔卡的债。你们看，借贷给农民的真正问题是把本收回来，而不是利息。”

    我当时是在故意挑衅。这些政策专家们想使贷款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于是就只有那些有经验的农民和手艺人才敢借钱。而我则想把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这样，人们就会更愿意偿还他们的贷款了。

    一位年长的银行家对我的讲述甚不耐烦。“尤努斯教授，”他开了口,“您的乔布拉试验算不了什么，与我们所经管的国有大银行相比，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并不是平白无故就花白了头发的。请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地区、而不只是一个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战并没有使我吃惊。大多数银行家都没有拿我当回事，他们曲解我扩展项目的动机，并坚持认为，那在全国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希特·库马尔·甘戈帕德海亚（Asit Kumar 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终地倾听着。会议结束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认真地想扩展我的试验。我告诉他是的。一个月以后，他邀请我出席一个由那些国有银行的所有董事经理出席的会议，讨论我的提议。

    经理们对我的态度宽容而居高临下。当甘戈帕德海亚要求他们支持时，他们说:“当然，根本没有问题。”但那显然是为了取悦他的随口应承。实际上他们非常保守。他们认为，那些贷款者偿还贷款都是因为我是个可敬的大学教授，小额贷款项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为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城市。我试图解释说，穷人并不上我的大学，他们的亲人中也没有人会读会写，而且我在学术方面的声望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围桌而坐的董事们听不进去。如果我真要展示这个试验项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银行复制的，我就得辞去教授职位做一个银行家，在另一个地区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

    最终，我还是那样做了。吉大港大学批准我离职两年。1979年6月6日，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盖尔地区（tangail）的格莱珉分行试验项目。

    选中坦盖尔是因为它离达卡很近，便于达卡的官员判断试验项目是否对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