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灵感。

    她那逼真的模仿，那使自己从一个爱叨唠的妻子变成一个跪在教堂里的农家姑娘的演技给我以启迪。她使我写出了。

    初写侦探小说时，我无限评判或是认真地考虑犯罪问题。侦探小说是追逐猎物的小说，也是体现某种道德的小说；实际上它再现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传说：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一九一四年战争时期，作恶者并非英雄；当时英雄是行善的，敌人是邪恶的，道理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时没有开始研究心理学。我像其他任何写书和看书的人一样，憎恶罪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

    对于时髦的英雄拉弗尔斯则例外，他是个惯偷，爱打板球，总是和那个兔子样的伙计邦尼在一起。我一直有些讨厌拉弗尔斯，这当然是传统的作用。他是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可拉弗尔斯令人感到轻松。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出现如今这样的情况，看犯罪小说是由于喜好暴力，为了从野蛮行为中获得虐待的快感。

    现在残酷行为几乎像每日的黄油面包一样普遍。当然，我称之为“仇视者”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像所有的少数派一样，这种人的能量远远超过多数人。

    由于写作犯罪小说的缘故，我对犯罪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尤其喜欢看那些与罪犯打交道的人写的书，特别是那些试图教育罪犯或是想办法对罪犯进行所谓“改造”的人写的书，我想现在人们会用更堂皇的字眼来形容他们。那些罪犯大概中了魔，就像弥尔顿笔下的撤旦的所作所为：他渴望显赫，渴望权势，渴望像上帝那样地高贵。他内心没有爱，也就不知谦卑。我自己常说，通过观察生活而得出结论：不懂谦卑就意味着毁灭。

    写侦探小说的一大乐趣就在于有诸多体裁可供选择。

    轻松型的惊险小说，这种小说写起来特别舒心；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其情节复杂，颇费心思，值得回味；还有一种包含激情，我也只能叫它侦探小说，它充满帮助拯救无辜的激情，因为人们关心的是无辜者而不是罪犯。

    我可以对那些杀人犯哲暂不作判决，但是我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蠹虫，他们制造仇恨，随心所欲。我情愿相信他们生来就是废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人们会可怜他们，但即使如此，也不会宽宥他们。因为宽宥他们，无异于宽宥那些从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村庄中逃出而混进邻村无辜村民和活泼孩子中的人。无辜者必须受到保护，他们应该能在平静和博爱中和睦相处。

    使我震惊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者。当读到一起谋杀案时，看上去人们对悲惨情景——譬如说一家小烟铺的颤巍巍的老妇，正转身为一年轻的恶棍拿盒烟时，却被打死了——无动于衷。人们似乎对这种恐怖行为，对她的痛苦，对她终于辞别人世不在乎。谁都对死者的痛苦不以为然，人们只是对年轻的杀人犯不胜同情，因为他年轻。

    为什么不把他处以死刑？在这个国家，我们捕杀豺狼，并不试图让豺狼和羊群和睦相处。我们进山捕杀野猪，以防它下山在溪边咬死孩子。它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捕杀它们。

    我对那些被残忍仇恨的霉菌所侵蚀而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常常有良好的家境，良好的机遇，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他们说白了就是不走正道。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怎么处置杀人犯？不是终生监禁，这要比古希腊一杯毒芹汁处死更残酷。我们所找到的最好办法是流放。

    广漠的旷野上，只有土著居民在那生息，在那只能生活在更加鄙陋的环境中。

    让我们看一看这种观念：今日之短曾是昔日之长。如果不是心狠手毒，如果不是嗜杀成性，如果不是全无怜悯之心，也许人类就难以生存下去。也许早就绝种了。当今的恶人也许是昔日的强者。那时他有这种必要，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个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