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亲自到北大传授经验，和北大近邻的数学所也全部去北大听报告，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来宁静如沐的数学所。

    陈景润依然神游在他的数学乐园。指点漫山秋色，审视夕阳西下，或恭迎红日东升。对于政治运动，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致去弄清楚。自从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学习，规定要去参加的记起来，是会去的，有时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理解他，从来没有抓他的辫子。他想得很简单：把科学难关攻下来了，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最大贡献。因此，对待当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他的认识显得分外的幼稚，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针对党内外学者的，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烈火很快就烧到华罗庚身上。当时，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被作为大白旗，实际上后面二位是“陪绑”的。三个人被迫作检讨，关、张较快地通过，全所集中力量批判华罗庚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论研究水平，华罗庚在50年代后期组织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而是借此提高整整一代人的理论层次和能力，这种极有远见和创造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被诬陷为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的东西，是“毒害了青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华罗庚将陈景润调来数学所也成了一大“罪状”，理由是陈景润走的是“白专道路”，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大火终于也烧到陈景润的头上了。

    惊慌、迷惘，无处求助，当一双双严厉的目光直视着陈景润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单纯、善良，并非不相信党。当中苏关系破裂，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方兴未艾之时，陈景润偶尔从哪里听到一丝半爪的消息，曾经十分惊惶地跑到数学所的书记那里报告：“不得了，有人要反对苏联老大哥了。”经过书记反复地解释，他才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如今，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到他生存的问题了。

    他很快就想到当年被辞退回福州靠摆小摊度日的暗淡日子，这一回，也会被辞退么？华林问题解决了，还有圆内整点问题、三角和问题……，奇峰无数，处处都闪烁着无穷的诱惑力，辞退后，他还可以从事心爱的数论研究么？

    面对种种莫须有的指责，陈景润没有申辩，也没有办法申辩。在数论领域中，他是骄傲的白马王子，可以尽享风流。在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既不会像一些人那样可以突然拍案而起，慷慨陈词，一反昔日恭恭敬敬对待华罗庚的样子，恨不得把他一巴掌打倒在地；也不会拐弯抹角，冷嘲热讽，向同事射出一支支冷嗖嗖的利箭。华罗庚是他的恩师，他不会“反戈一击”，只能硬着头皮和老师一起接受“大批判”。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以华罗庚为首的专家和青年骨干业务人员都靠边站了。研究室被取消，代之以军队制的“指挥部”。陈景润和岳景中成了“最顽固的小白旗”。陈景润是华罗庚的门生，岳景中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学生，在代数拓扑方面做过很好的工作。“白旗”是要拔的，“大白旗”暂时不好动，“小白旗”则毫不留情地拔下来了。陈景润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岳景中调往长春光机所。一个搞数学的人，调去搞化学，目的很明确：放弃专业，以堵死“白专道路”。今日看起来很荒唐，当年，却是郑重其事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陈景润在大连化学所干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陈景润后来和友人偶然说起洗过许多瓶子。一个数学奇才去洗瓶子，就可以改造他的思想么？还有一种说法是，陈景润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