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驻中国科学院的军代表负责人是一个将军，久经战阵的他也得知了消息，沉着地告诉部下，尽量动员陈景润拿出来，八年过去了，“文革”大乱，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科学领域已鲜见奇葩异草，正直的人们，同样渴望那能引来百花盛开的一枝独秀。

    陈景润是谨慎的。他把这一“稀世珍宝”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先生。闵先生在北大曾开过“数论专门化”的研究生课程，培养了曾攻下哥德巴赫猜想(1+4)的潘承洞等奋发有为的一代中年人，更重要的，闵先生一贯为人厚道、正派，是个德高望重的数学界前辈。

    命运同样钟情陈景润，当时，闵嗣鹤先生的确是审定这一论文的最理想人选。不过，当时闵先生已经得了病，他心脏不好，体力衰弱，他把陈景润的论文放在枕头下，靠在床上，看一段，休息一会。老学者是极端认真的，每一个步骤，他都亲自复核和演算。犹如登山探险，沿着陈景润的脚印和插上的路标，他抱着病躯，喘着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风雨兼程，实在坚持不住了，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歇一会，咬着牙，又往前走。可敬可佩的闵先生，用生命之火的最后一缕光焰，点亮了陈景润的前程和中国科学的明天。

    经历三个月，闵先生已是精疲力竭，他含着满意的笑容，向陈景润说道：

    “为了这篇论文，我至少少活了三年。”

    陈景润的眼圈红了，嘴里不住地说：“闵老师辛苦，谢谢闵老师。”

    数学所的王元，也独立审阅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王元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无端被诬为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和陈景润同辈，在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过程中，同样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证明过(3+4)、(2+3)、(1+4)，为了慎重起见，他请陈景润给他讲了三天，并进行了细致的演算，证明了陈景润的结论和过程都是正确的，在“审查意见”上写下了“未发现证明有错误”的结论，支持尽快发表陈景润的论文。

    事实被不幸言中，闵嗣鹤教授在审核完陈景润的论文不久，因病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他痛楚地对同事说：“闵先生是好人，今后，谁来审我的论文呢？”

    《中国科学》杂志于1973年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该文和陈景润1966年6月发表在《科学通报》的论文题目是一样的，但内容焕然一新，文章简洁、清晰，证明过程处处闪烁着令人惊叹的异彩。

    世界数学界轰动了。处于政治旋涡中的中国数学界，尚未从浓重的压抑中完全解放出来，但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真正意义：它是无价之宝！是一颗从中国大地升起的华光四射的新星。

    密切关注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外国科学家，看到这篇论文以后，真正信服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贝斯特坦从香港大学得到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如获至宝，他立即将陈景润的(1+2)写入他与黎切尔特合著的专著中。他们为了等待陈景润对(1+2)的完整证明，把已经排印好的该书的出版日期推延了数年之久。在该书的第十一章即最后一章，以“陈氏定理”为标题。文章一开始，就深情地写道：

    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陈景润喋血跋涉的精神，感动所有深知其艰辛的人们。华罗庚在“文革”中久经“四人帮”一伙的迫害，处于逆境之中。他得知陈景润的情况，这位提携了陈景润，并培养了不少出类拔萃学生的数学大师，一生严谨，轻易不评价他的学生，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