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

    1978年春天，耐人品味而又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邓小平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目光，他复出之后，一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莫道浮云能蔽日，我唤东风扫长天”，向禁锢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两个凡是”发出强有力的挑战，为解放思想扫清了道路；二是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呼唤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群星灿烂的“科学的春天”。

    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陈景润应邀出席了大会。

    盛况空前。劫后余生的中国科学界的群英，重新汇聚一起，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来不及抚平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便匆匆消融在春光万顷的百花园中了。

    陈景润第一次看到了邓小平，他兴奋得像个孩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那熟悉的面孔，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激动人心的讲话。阵阵掌声如浪涛，直落心田深处。陈景润一直在寻思：邓小平的话，几乎把他多年来心里想说的全讲出来了。入情入理，入耳入心。北京余寒未尽，但期盼已久的春天，真的来了。

    长期以来，陈景润久居陋室，他深深地钟爱着数学，钟爱着自然科学中被誉为皇后的精灵，为此，不知遭受了多少的磨难和屈辱。当听到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到：“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他高兴得拼命鼓掌。那张平日总是苍白的脸，漾着绯红。他研究的经典数论中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理论难题，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肯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劳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更为高兴的事呢？

    陈景润当然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此时邓小平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索。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声雷动，欣喜若狂的人们居然把北京城里所有的酒都喝光了，象征“四人帮”的螃蟹也被一抢而空。陈景润也跟着高兴了好几天。但人们不久就发现，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坦坦荡荡，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造成了两年徘徊的被动局面。历史的进程总是伴随着激烈曲折的斗争，拨乱反正之风首先在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揭开雄奇壮阔的一幕。

    邓小平在论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之后，话锋一转，亲切地询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恰似峰回路转，陈景润的思绪，悄然捕捉着回荡在会场上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每一句话语，拾取阳光、雨露，也拾取了那飘逸怡人的春风、花絮。

    “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同志这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的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陈景润举目看去，所有的人们都在纵情鼓掌，脸上洋溢着无限的欣喜。屋顶上那群星似的灯光，闪烁着令人激越的异彩。陈景润扪心自问，我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么？多年来，他一直回避着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记中，政治仿佛就是整人，他处处躲避，但总如福州故乡的一句俗话：“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被整了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现在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长期无端强加在头上的“紧箍咒”被解除了。

    时间已经流逝了近20年，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依然感到暖意盈怀，它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它是一面呼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