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廖承志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张国焘借口有人提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就把廖承志关起来审查。老共产党员谁不知道廖仲恺、何香凝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人尊敬的朋友。这居然成为关押廖承志同志的理由，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廖承志因为能写会画，宣传工作上有一技之长，才没被杀掉，以犯人的身份参加了长征。与廖承志命运相同的还有中央派来的朱光、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同志。

    在对敌斗争上，张国焘更是以极“左”的面目处理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在他眼里，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利用军阀阵营的内部矛盾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敌人，更不知统一战线为何物。其实，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各派系还是四川军阀内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他们一开始也并未想要和红军死拼。1933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地区转移时，陕西的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与蒋介石有矛盾。在西北军内的地下党员劝杨、孙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于是孙蔚如派人来联系谈判。红军派徐以新前往汉中，孙热情款待，与红军约定：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大家一起对付胡宗南。协议达成后，孙蔚如很高兴，给红军提供了不少方便。例如给红军送去无线电通讯器材、四川省地图，为红军在汉中建立交通站运送物资。孙蔚如的合作，使红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但是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为了出其不意，红军突然攻击陕南的宁强、阳平关。尽管徐向前说这次战役是有节制的，“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但是红军战士们打起来却是真刀真枪，一家伙干掉孙蔚如六个团，叫孙吃了大亏。直到解放后，做了民主人士的孙蔚如还对此耿耿于怀，向周恩来总理告状。说张国焘不守信用，打了他。周总理说：张国焘的事，当时我们也管不了。陈昌浩回忆此事，也承认陕南这一仗从军事上说是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好是坏，值得研究。

    四川军阀更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军阀信奉的第一原则是：只要你不侵犯我的地盘，一切都好商量。对蒋介石，他们是不相信的，很怕蒋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掉。因此，红军入川后，杨森、刘存厚、刘湘都派人来联系过，希望与红军和睦相处。陈昌浩回忆，1933年9月，张国焘对他说杨森派人来谈判，叫他去一趟。张对陈说：杨森要保存实力打刘湘，他想利用我们。我们也要利用他打刘湘，利用矛盾是第一。这时，张国焘的头脑倒是很清醒的。

    陈昌浩奉命来到巴中县境内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是红军与杨森的川军对阵的地方。黄昏时，杨森的代表夏炯应约来到。他们谈了一夜。夏炯三杯酒下肚，就骂起了老蒋。他说：蒋把你们（红军）整走，还不是要整我们。夏还提出要和红军平分四川，成都、重庆等好地方归他们，川北归红军。陈昌浩乘夏炯谈得起劲，便向他了解了许多刘存厚、刘湘方面的军事情报，夏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陈昌浩说：“正谈的高兴时，夏的一个团长派人送来一份电报，字不多纸不大。夏炯把电报还拿给我看，这份电报是用夏给我们的密码本译出的。一般说在敌我谈判中，这样的电报是应对对方保守秘密的，他给我看是有一定诚意的。到天将破晓，会谈才圆满结束。当天我就赶到巴中，我回来后和张研究，张国焘一下就变了，态度很冷。感到我的估计太乐观了，他要趁我们和杨森正在谈判期间不及防备的情况下打杨森，来一个声东击西。我提出这样做会树敌过多，在统一战线上失策，使各小军阀不相信我们。这也会影响到和孙蔚如的关系，应该利用敌人的矛盾中立某些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