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次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百丈决战，是张国焘南下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本来，百丈大战后红军和川军都打得筋疲力尽，战场呈相持状态。红军打算巩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在这里发动群众，准备过冬。如果有几个月的休整，红军就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是命运偏与红军作对，这一带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红军的兵员、粮食、被服补充都发生困难。这里本来冬季并不太冷，但1935年冬天却下了十年来罕见的大雪。夹金山以北的懋功等地也是大雪封山，天寒地冻。驻守丹巴的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1936年1月8日报告总部：“37团在毛牛获得敌人的军米，吃了半个月，军直属队只吃了一餐大米稀饭，现在各部队每天一顿馍两顿稀饭，包谷占大部分，小麦差不多已吃尽。尤其是37团因毛牛东固地区小，粮食不多，现在的粮食要从丹巴供给一天吃一天，蔬菜以萝卜为主。油盐问题由于供给的注意，部队未感缺乏。但驻丹巴部队柴火非常困难，要离城数十里才有柴火，现由政府发动群众卖，能解决一部分的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军要再次出山冲击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了。张国焘虽处于艰难处境，还是想让主力在宝兴、荥经地区熬过冬天，再作打算。

    但是蒋介石却不给红军喘息机会。他见红军和川军拼得差不多了，便将嫡系部队——薛岳的六个师近10万人马从贵州调到川西，担任进剿红军的主力。在成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贺国光与薛岳长谈，详细介绍了他们掌握的红军情报和川军与红军作战的经过。薛岳曾经参加围追堵截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有些经验。与贺国光谈话后，心里有了底。他回到指挥部对部下分析说：“自古以来事业成功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居？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继？论人和，据贺国光说：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红军分散兵力，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因滇川军屡败使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的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中央军增援上去，当然旗开得胜。”部下听了薛岳这番见解，都点头称是。中央军毕竟比川军老谋深算得多，贺国光的行营参谋团与薛岳共同制订了围剿红军的计划：第一步要在年底以前解名山、雅安之围，打通川西荥经、雅安、汉源一线交通；然后第二步收复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将红军主力逼到雪山以北。

    1935年12月下旬，薛岳部队集结完毕后，开始向荥经方向进攻。担任主攻的是吴奇伟纵队。荥经南边是4军许世友的防区，陈昌浩找许世友布置任务，要他在峡口一带阻击敌军。许世友认为：敌人来者不善，守峡口至少要三个团。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