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介绍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又把他捧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这样层层加码，李德居然变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最高指挥官，发号施令地瞎指挥起来。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阵地战术，断送了苏区，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这个悲剧与其说是国际的责任，不如说是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盲目崇拜国际，自己把李德抬起来造成的恶果。现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传达国际代表大会精神，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变化和具体情况，怎么会让林育英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中央需要借助国际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来争取张国焘。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所以，林育英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在调解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红军重新团结起来。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12月30日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通报敌情后，朱德告诉毛泽东、林育英：“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在久无音讯后，突然收到朱德来电，毛泽东也很高兴。于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通报了陕北情况后，毛泽东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电报，很不满意。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1月6日，他又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然后他重提通南巴、两河口、沙窝会议争论的问题，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国焘的电报，1月13日由张闻天复电张国焘，重申：“我们之间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的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此时，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下把矛盾激化了，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