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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甘孜会师
的乌云。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湘黔边区发展扩大苏区,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慈利、常德等县城,贺龙在家乡搞革命,如鱼得水,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死守一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带领部队往返穿梭,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子打。贺龙生动地比喻说:“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我们随便可以出去嘛。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左倾路线)硬是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都吃了好,还是开大仓好?”

    二、六军团会合后的一年中,形势一度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遣四个纵队围剿湘黔苏区。国民党军大筑堡垒,封锁红军的出路。湘西大小土匪也各据一方,与红军作对。红军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贺龙、任弼时等决定退离湘黔苏区,到贵州中部去开辟新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在四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六军团可算是一支最奇特和富有传奇色彩的队伍。在近2万人的部队中,不仅有红军指战员,还有背着烟枪的新兵、国民党军的中将师长、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白发苍苍的开明绅士和不满周岁的女婴。

    红军来到湘西,首要任务就是扩大红军。但这里的兵源实在不理想。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交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于是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县境内行军时,突然遇到一位外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他是英国出生的瑞士人,虔诚的新教徒。怀着美好的理想,他自愿远渡重洋,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贵州传教。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薄复礼,取孔子“克己复礼”的典故。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以其宗教热情,居然遍布中国最荒凉的角落,真是令人吃惊。这天,薄复礼和妻子参加了一个宗教仪式,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与红军不期而遇,当了俘虏。

    红军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在他们眼里,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可以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萧克回忆:“坦率地讲,这时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只是红军开价太高,当审问薄复礼的吴法官(应该是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作者注)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军攻占旧州城,又抓住了新西兰传教士海曼一家。红军释放了薄复礼夫人和海曼家属,但这两个传教士是不见赎金不放人的。

    后来,一个偶然事件使薄复礼与红军改善了关系。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地名都是法文标的。萧克听说薄复礼懂中文,就派人把他押来。薄复礼回忆:“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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