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学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12月17日周即向毛泽东发报，通报西安形势和与张杨会谈情况，明确提出了不杀蒋的建议：“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抗日）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轮流向蒋介石进谏。张学良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但蒋介石毫不动心，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剿共的政策！”杨虎城对蒋介石说：看国内形势，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关系比较疏远，不像与张学良可以有话直说。他对杨虎城虽然态度和蔼，但口气却十分强硬。蒋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交出武器，遣散红军。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面我已令马少云（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他还对杨说：“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促使斯大林作出这个选择的原因，直到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才向中央领导人说明。张国焘回忆：“他（王明）说西安事变后，美英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发起了进攻。由于情报机关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蒋介石的卫队仓促抵抗，很快就被东北军解决了。在骊山上，东北军活捉了蒋介石，送往张学良的官邸。“西安事变”发生了。

    陕北红军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危急。他们处在国民党大军围困的压力之下，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地方军阀的各路军队，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指挥的260个团，把陕北根据地重重包围。蒋介石看准了红军经过长征之后，疲劳衰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时机，将红军一举消灭。

    西安事变事出仓促，中外震动。中共中央领导人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政治局委员又散在各处。王明、陈云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平津白区，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前线。在保安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据张国焘回忆，当他们12日中午被紧急召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阅读西安来电后，都万分激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商量对策，张闻天等起草给共产国际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迅速给张学良发出回电，通知他中共中央准备派周恩来去西安。

    据张国焘的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个个兴高采烈，多数主张公审蒋介石。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真实感情。如果一开始就有人主张放蒋介石回去，那倒是真奇怪了。

    毛泽东首先发言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