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汇报。周恩来还告诉毛泽东，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毛泽东的报告，把会议的调子转到了是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准备打内战的讨论上，但谁也不能肯定哪个可能性更大些。最后张闻天发言，比较明确地倾向于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主张：“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赞同张闻天的意见，在作结论时指出：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会师后不久，中央派林育英等前往四方面军，一方面是迎接联络，另一个使命是配合彭德怀对4军、31军进行考察。林育英到四方面军后，先与张国焘作了详细的交谈，介绍国际和国内形势。然后与彭德怀、任弼时一起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并不断向中央汇报。11月11日，彭、任、林致电张、毛、博、周：

    会后，中共中央向红军各部队和白区地下党发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在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时说：“因为这一发动扣留了南京最高军事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中央指示预测了西安事变的两个结果：“一、造成了日本侵略的胜利条件。二、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为了力争实现第二个结果，中央定下三点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发起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的解决。二、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三、同情西安的政纲，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12月20日，姗姗来迟的国际指示终于到了。电报称：“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2．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

    30万元对中央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办不到。由于经费缺口太大，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到陕北有一个月了，眼见天气越来越冷，大多数战士还穿着长征时的破烂衣服。11月28日，红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向彭德怀汇报：“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队外，生粮二天，干粮三天，是就地筹粮。棉衣除前日造外，领了1110套，缺2084套（后方军直属队除外）。草鞋每人平均一双，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11月30日，红4军首长陈再道、王宏坤向彭德怀汇报：“我们有个别逃亡掉队在一方面军。我们部队无经济，柴菜困难，可否发给一部经济（费）？”

    但是，毛泽东仍然把国际来电通报给西安的周恩来，特别指出不要提及联合苏联的口号。周恩来向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