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还在后面。但是凯丰的文章中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把这个人数众多、有光辉战绩的红军队伍丑化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是极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倾向的。这也为批判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倾向开了先例。

    张国焘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此时，西路军还在河西走廊血战，陕北的4军和31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是否会因此而引起部队的混乱和失控。毛泽东感到没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思想情况。1937年2～3月间，他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走了一圈。

    罗瑞卿认真地执行了毛的使命。名义上是考察二、四方面军，但重点在四方面军。从2月下旬起，罗瑞卿白天察看部队的训练、生活和政务思想情况，晚上听取各部队首长的汇报，还找一些主要负责人单独谈话。紧张地走了一个月，3月22日，他在庆阳步校给毛泽东、张闻天和林彪（红军大学校长）写了一个长篇报告。

    关于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罗瑞卿指出：会师后“在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在一般党员中，在战士中，并没有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与过去四方面军领导上路线上的错误”。罗瑞卿强调：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具体的例子是，当与大家谈到“南下北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南下北上”都是对的。

    罗瑞卿承认：四方面军部队的成分是极好的。来自鄂豫皖和通南巴的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体力强，天资聪明活泼。若有好的教育，可以出大批的干部。但是政治水平很低，有的人对揭发过去的错误不满，因为他们对（张国焘）个人的迷信超过了对党的认识很远。政治工作虽然建立了一些制度与组织形式，然而工作的具体内容还很差，有的甚至没有。

    罗瑞卿的报告最后说：“有些干部目前不负责任，甚至烦闷。我想大约也有以下几个原因：1．过去的积极，一般强制的成分多，而自觉的成分少；2．旧的强迫管理的方式去掉了，还没有新的方式代替；3．对于过去的艰苦发生恐惧与厌倦；4．过去只认识个人，一切寄托之于个人身上，现在还没有以党的观念代替对个人的迷信。”

    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关键是张国焘的影响依然存在，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与张国焘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来。因此，必须对张国焘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张国焘个人，各级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检查的必要。

    此时，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感觉到沉重的压力。从上级派人来考察部队，4军和31军领导人的变动，以及中央转发张国焘的检查和凯丰的文章，都是一场党内重大斗争即将开始的前兆。西路军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当3月中旬，援西军政委张浩宣布西路军失败的消息，4军和31军的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有的人终日情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极为痛心，他感到：“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西路军的失败在陕北引起强烈反应。自1935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中央当然要追究责任。在陈昌浩电告中央西路军失败的十余天之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23日到26日的议题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从27日到31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