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在武昌给张国焘安排了秘密住所，并派专人保卫。国民党以为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来降，大概很快就可以搞垮共产党。

    然而张国焘行动起来之后，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他听说陈独秀暂居武汉，便托蔡孟坚找到陈，并几次上门拜访。他们两人有师生关系，又是“五四”和建党的同事，自然很有话说。陈独秀还记得张国焘在上海叫卖《新青年》杂志的情景。谈话间，张国焘表示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想请陈独秀出山。陈独秀沉默不答，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虽然对当年开除他出党表示不服，对王明诬陷他为“托派”表示愤怒，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争端。而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血海深仇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不会受张国焘的摆布，来为国民党效劳。陈独秀请包惠僧转达口信给张国焘：他没有能耐来组织新党。

    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当然要发挥这个叛徒的作用。张国焘原指望在国民政府中捞个大官，没想到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要他去军统“帮忙”。戴笠得到张国焘，大喜过望。凡是吃喝应酬都带着张国焘去充门面。请客之前戴笠还要特地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张国焘从叛徒又堕落了一步，成为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当了特务。

    戴笠的酒席是不能白吃的。张国焘做了军统的人，就得为特务组织卖力。他向戴笠提出要办训练班，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策反和破坏。戴笠满口答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第一期开办时，有各地挑选来的一百多人。张国焘给他们讲共产党的情况，给他们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骗取信任。然而真正运用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张国焘派几个特务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边区策反，这些家伙都是有去无回。张国焘白忙了半天，让戴笠赔钱又赔人，特务们对张国焘讲的那套空理论也都很不耐烦。在无可奈何之下，短命的训练班办了两期就停掉了。后来胡宗南向戴笠建议：利用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关系，在八路军中搞些策反。张国焘写了多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也都没有下文。张国焘开头向戴笠夸口，保证很快就在延安建立国民党的情报站。结果试了几次，根本没有可能。为了向蒋介石交代，戴笠只好在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洛川县建立了一个电台。

    国民党特务是很实惠的，他们需要叛徒就是想得到确切的情报。张国焘在军统，不断有特务来找他了解情况，让他提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具体线索。这使张国焘非常尴尬，他是想当领袖和大官的人，当这种“眼线”未免太掉价。说实话，中共地下组织的具体情况，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尽其所知回答特务的提问，仍然不能满足对方，逼得他只好躲到同乡蔡孟坚家，竟说是来“避难”。

    如果说张国焘一点作用没起，也冤枉他。几年中还是有几个人投靠了他。一个是何畏，他看到张国焘逃跑了，想想自己是张国焘的亲信，怕将来没好下场。于是向中央请假去西安治病。何畏身上有伤是实，中央批准并给了路费。何畏到了西安就叛变投敌，没想到国民党不相信他，把他关起来审问了半年，张国焘知道后求戴笠帮忙，何畏才来到重庆见张国焘。二人相见后，何畏“大哭大悔”。说是失去了大批部队归向的机会。其实国民党才不傻，张国焘都带不出部队来，何畏又能有多大本事？过了两年，原红33军参谋长朱德崇，在冀鲁豫军区当个团级干部，因搞腐化被人发现，怕挨处分，就叛变投了张国焘。戴笠听了张国焘汇报马上问：这位团长的队伍开到了什么地方？张说：是团长先出来的，联系好了再去带部队。戴笠立刻没了情绪，知道张国焘又在吹牛。

    为了讨好军统，张国焘竟然去做出卖人格的事情。1942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