焘就干不下去了。这一连串打击使张国焘情绪低落，每天在家中找几个朋友打麻将牌混日子。

    张国焘辞职后，移居上海。1948年他筹了一笔钱，与几个反共文人魏道明、郑学稼等办了一个《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的理论宣传。这年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深入展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军统头子毛人凤秘密安排后事。他指示手下特务：凡是共产党的叛徒，都要留在大陆，一个也不许到台湾去。在上海，毛人凤请张国焘吃饭，对张国焘说：经他们研究，共产党来了绝不会杀你。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便多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毛人凤特别强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是“老头子”的决定。张国焘沉思良久，声音低沉地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绝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在那些年青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张国焘告辞而去。沈醉在一旁感到毛人凤太冷酷，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过去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不仅张国焘被抛弃，其他如何畏、徐梦秋等也都落个同样下场。在南京解放前夕，何畏绝望投江自杀。徐梦秋解放后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受到应有的惩罚。张国焘后来听说何畏的死讯，伤心地流下眼泪。

    张国焘没有服从毛人凤的命令，于1948年底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国民党当局对他不管不问，不久他的房子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强占。张国焘在台湾无法待下去，便于1949年初移居香港。他与顾孟余等人以“第三势力”的名义创办《中国之声》杂志，当时人心惶惶，百物腾贵，谁还顾得上理会张国焘的那些东西。杂志不久又告夭折。张国焘资产不多，在香港难以维持生活。朝鲜战争期间香港金价上涨，张国焘以全部家产5000美元投入市场做黄金生意，不料行情暴跌，张国焘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贴进老本，真是一贫如洗。幸亏大儿子张海威在学校教书，收入勉强能维持生活。

    张国焘贫困潦倒，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也许此时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眼看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光明。而蒋介石在台湾靠美国扶植，苟延残喘。他又萌发了回国内定居的念头。1953年张国焘托人带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想回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转告带信人：张国焘要回来也可以，但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中央交代他在叛变投敌期间的一切行为。张国焘不接受这些条件，回国的事就搁置起来。他又向中央请求让他的二儿子张楚湘回来上学。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楚湘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回港行医，有了稳定收入。张国焘多少感到了党的政策的宽大，逐渐与国民党疏远。

    20世纪50年代，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人多次来找张国焘，有些是出于反共目的搞情报的。张国焘表示谨慎，拒绝与自称左派或右派的人士接触。1961年，他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历时四年，写完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由于时代的间隔和查不到当年的文电原件，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史实错误。但是他毕竟写了一部在中国共产党内18年的完整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由于他的立场没有改变，对中央批判他的错误路线仍是耿耿于怀，死不认账。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描述，更是发泄他内心的仇恨。但是这本书中也确实叙述了党的初期和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往事，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特别是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战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