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工作十分有利的条件。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任务还很重，非常需要你们。这是十分重要而光荣的任务。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的先进地区，有共产党的领导，也有许多先进青年在那里工作。所以你们是不是到武汉去，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去，继续坚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下去？周恩来同志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秘密的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团工作，全团就不要到延安去了。”

    孩子们听了关于抗战形势的分析，被说服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领导工作。当他们得知将要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开展工作，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们像扑向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直奔武汉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新旅”的孩子们来到武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很快接见了他们。周恩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家乡出现了你们这个抗日儿童团体，我很高兴。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七月，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新旅”汇报后，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充分利用‘新旅’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动员更多的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你们的钱一定坚持要国民党出，但‘新旅’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必须坚持。”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使他们乐得雀跃欢腾，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当时的武汉，由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文艺活动和各项宣传工作，对那里的人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市人民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奋力抗战。但在国共合作的背后，始终有一个驱之不散的幽灵，时隐时现地威胁着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业。这幽灵也没有放过新安旅行团。“新旅”一向是以一个自发的民间抗日儿童文艺团体的面貌出现的，但国民党当局始终怀疑它和共产党有联系，因此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吃掉。于是，在“新旅”到达武汉不久，以陈诚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就利用“新旅”在经济上的困难，提出要把它收编为政治部的一个下属组织，以便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加以控制。如果不接受收编，那就得解散。“新旅”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坚持作为民间抗日团体，保持独立自主，为向国民政府要求经费补助，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了合法的斗争。有一天，陈诚亲自出马，他说：“新安旅行团的成立，那是为了抗战；现在已经抗战了嘛，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可以编到政工队去……”

    周恩来同志当即用不容置辩的口气对陈诚说：“这些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之前就自己组织起来，宣传孙中山先生遗嘱了，跑了几万里路，走遍大半个中国，到处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工作很有成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很钦佩他们的爱国精神。诚然，现在抗战了，可宣传抗日的人，还怕多吗？你把他们整编掉，这对国民党又有什么光彩呢？！”他见陈诚哑口无言，就继续说道：“‘新旅’的小朋友不愿到政工队去，何必强迫呢？依我看，他们可以作为军委政治部的一个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工作和生活费用，他们定期向政治部作工作报告，这样不好吗？”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终于击破了陈诚吞并“新旅”的阴谋，最后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新旅”作为军委政治部一特约宣传团体，由政治部按四十五人的编制发给生活费，并按照一般宣传队的惯例，兼电影放映队，发给活动经费。这样，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新旅”既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又赢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在武汉，“新旅”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团员发展到二十多人，并开始有了女团员。“新旅”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