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鞭笞。在哲宗元佑五年（一○九○），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良机。

    皇帝说：“坐下。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