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他又诗如涌泉了。即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若由那些御史仔细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恶运，重新寻获也并非即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恶运的。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他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那批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另有一行里他自称“窃禄”，意为自己无才为官。但是“窃禄”一词却是从三国时一位大儒给曹操的一封信中摘下来的，而曹操普通认为是一大奸臣、一霸主。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