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三年（一○九五）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终未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竟走了三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终引以为憾。在最后一年，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甚喜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心如割”。用这类说法表示伤怀，在中文里虽非什么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伤怀。

    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致。文中说，他祖父所有的孙子，只有四个尚在。那四个是东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乡为弟兄们照料祖茔），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说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能够光耀门媚。祭文上说：“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胜振。云何俯仰，一螫再呻。救药靡及，庵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柑棺何在，梦泪儒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搏。”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灵柩南运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个消息，颇使他心中焦虑。在过去四十二年中，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公开指责他内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没和内兄程之才通信或交谈，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书信来往。章惇听到这件亲家嫌隙，他就特派程之才专程南下担任提刑，处理重大诉讼和上诉的案件。在哲宗绍圣二年（一○九五）正月，他到了广州，是苏东坡到了惠州的三四个月之后，苏东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过去的事置诸脑后，所以完全不知道会有何等情况发生，由于一个朋友的关系，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确知他别无他意之后，苏东坡派儿子过在他来时去接他，并且带着一封欢迎信，自称：“杜门自屏，省穷念咎。”程之才此时已然年老，年约六十岁。事实是程之才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此一门贵亲的友谊。他向苏东坡恳求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也许是亲戚毕竟是亲戚；也许是眉山城皆以苏东坡此位大文豪为荣，而程之才也颇有此荣誉感。于是双方的关系又显得真正亲热起来，由双方交换很多信件诗文，苏东坡也对他有所请求。在惠州过了十天，程之才又出发视察，不过那一年大部分时光他在广州附近度过。

    有程之才在，并且凭藉他的友情，苏东坡得以对地方颇有建树。虽然苏东坡已无权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力。他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已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他不会坐视不顾。绍圣三年正月元旦，博罗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篷帐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镇时，又要乘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询，才知道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