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