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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

    “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

    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

    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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