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

    “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行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