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