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