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