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