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