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

    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