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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
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
“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
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
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