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一段，连同掉裤子的细节，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而一些当事者却仍然无法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按国家教学大纲，这样的内容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却没听说哪篇收入小学生低年级课本？小学高年级才能作辅助教材内容去看。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看了我的文章也会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听不出好坏，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含意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发表后，“左派”骂我“有损主席伟大形象”；右派骂我“为共产党贴金”，“给毛泽东小骂大帮忙”；敌人说我“该杀”。我能自慰的是3个月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都说写得好，都说掉泪了。

    骂我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卫士长与作家权延赤的法律纠纷”。我最感党可笑得能让人喷饭的也是这件事。那些匆忙钻营作文者，那些一惊一乍的可怜的编辑和报刊，吵吵至今也没见到这场官司。我最终会证明报刊上所讲一切都是造谣。

    现在，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况下，我又书写了。

    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

    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

    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责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