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这次会见以后，于洪亮即转赴华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专程来莫斯科的，同时也给苏方考虑和准备回答的时间。

    8月18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苏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们认为，苏方对我方信息的反应是积极的。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亲自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政治磋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苏联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谈判对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为主管非洲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从未主管过中国事务，但却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国副外长先后进行过长达十年的中苏边界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被苏联外交界视为谈判高手。

    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开始就对磋商做了长期较量的思想准备。遵照小平同志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我们拟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针，即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起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从5日开始到21日结束，共举行了六次会议。谈判中，我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障碍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畅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

    伊利切夫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我们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也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他一再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

    针对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碍称之为是“先决条件”，我指出，不存在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提出来希望讨论的某些问题，不是先决条件。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针对苏方所主张的“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诉伊利切夫，中方提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苏联特使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那么，在磋商中是会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在于，是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不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