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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
撤出柬埔寨、停止对柬各派的援助后,柬埔寨应该实现四方联合,实现民族和解,不再发生内战和动荡。有关国家对此都应该承担责任,越南更应如此。

    丁儒廉表示,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越南的长远战略。我表示,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

    在中国和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条件逐渐形成,西哈努克提议的巴黎会议确定于1989年7月底召开。

    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在1989年6月给我来信,邀请中国参加这次在巴黎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

    正在此时,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制裁中国的措施,很快又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舆论界,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

    这期间,法国在反华问题上表现恶劣。那时,过往法国的中国旅客,在机场都会受到法方警察的无端歧视,甚至被限制行动,不许同使馆进行电话联系,不给水喝,不许上卫生间。

    刚刚来信邀请我出席巴黎会议的法国外长迪马,这时也在议会高调表示,要中止中法之间的所有访问,他也不会会见中国外长。对于邀请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他表示那是一次国际会议,他同我见面,不算是外长见面。

    尽管形势突变,事态复杂,我们还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参加这次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在当时西方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有一种舆论,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出席正好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态度的好时机。同时,巴黎会议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保持公开接触的惟一场合,利用这一场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开外交僵局。

    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国际上有关各方都支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但各自的想法、要求和打算并不相同,特别是在柬内部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议的焦点仍是“红色高棉”问题。越南、金边方面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主张西哈努克和洪森(现译“云升”)联合,排除“红色高棉”。柬抵抗力量三方和东盟等,则坚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我们知道,会议上的斗争将会很激烈,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想达成一项全面解决的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巴黎会议召开之前,我已抵达博茨瓦纳,开始对南部非洲六国的访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在访问途中,特意从博茨瓦纳转道伦敦,于7月30日中午飞抵巴黎。

    当天下午,我就会见了会议东道主法国的外长迪马。一见面,我就严肃地问他:你在议会上宣布不会见中国外长,我是中国外长,你是不是不该见我?接着,我又指出,在这场反华浪潮中,法国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文明,也最不讲礼貌。这从过境法国的中国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马有些尴尬,只好表示道歉,说他说的那些话是应付议会和舆论的,请不要在意;又强词辩解说,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动,不是出于反华,而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因为中法关系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应激烈了点儿。说这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后来,迪马陷入了法国售台武器的丑闻,不知他又会如何自辩?

    1989年7月31日,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如期在法国巴黎召开了。

    我在巴黎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发言,中心的意思是: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出兵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实行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一是外国军队必须在国际监督下完全撤出;二是撤军后柬埔寨要保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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