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同伊朗关系为例，说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不会是件难堪的事。萨达姆如果想找出路，就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

    我向他介绍，萨达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证，伊拉克可以采取灵活态度，但他没有明确说想得到什么保证。法赫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萨达姆如果想得到保证，是让伊拉克人民不受损害，那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事到如今，如果萨达姆是个负责任的人，就应该做出个人牺牲，自己躲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去。事情是他干的，也只能由他自己去纠正。

    会见后，费萨尔外交大臣陪同我直接赶往机场，专机起飞时，已是13日凌晨。至此，我的中东之行算是结束了。

    这次中东的穿梭访问，使我进一步感到，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海湾危机中立场不尽相同，一时难以采取一致行动，来化解危机。而萨达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打着维护阿拉伯利益和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旗号的有野心的冒险家。当伊朗内部出现混乱时，他乘人之危，打了八年两伊战争。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但他对形势估计错了。

    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将我这次出访的情况，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各方的反应是积极的，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

    我访伊后不久，伊方也摆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萨达姆发表讲话，表示希望进行对话，愿分批释放伊拉克扣留的所有西方人质。他有关准备为和平做出牺牲的说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测。不过，萨达姆到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

    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

    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

    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