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了，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 “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再。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三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自1974年离开苏联后，我仍多次访问过苏联，并从1982年起，主持了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中苏磋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不断加剧，苏联竟在一夜之间瓦解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最先发出了独立的呼声，并提出控制本国财产的要求。接着，位于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宣布主权独立。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去一样，到1990年年底，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都通过了关于主权独立的决定，其中四个明确表示退出苏联。

    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独立具有决定性影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俄是主权国家，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国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联法律同俄联邦主权相抵触时，俄将中断其在本土的效力。俄罗斯还宣布，俄有支配本国全部财富、解决本国社会全部问题以及退出苏联的权力。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的“独立日”，成为他们的国庆节。

    苏联最初是在1922年底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1940年8月后形成了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跨11个时区的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其国民生产总值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俄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由苏联政府中的各机构直接管理。现在，俄罗斯宣布独立了，苏联存在的基础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了挽救苏联解体的危机，1990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了新的结盟原则。这是一个重新规范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新联盟条约。条约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