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当时，他任外相多年，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他对中国和香港问题都十分熟悉，一直与中方有着很好的合作。

    这一轮交涉的焦点，就是香港立法局的选举安排。

    小平同志说，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

    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景——领土的最终回归，是充满信心的，但对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还是有所担心的。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和曲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彭定康于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此前，9月25日，在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赫德外相时，他向我通报了政改方案的内容；同时，英方在北京通过外交渠道，也提交了文本。我当场做了原则表态，强调对1995年选举的安排，必须先经双方磋商一致，并应与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几天后，中方经研究，决定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对彭定康方案做初步评论，具体说明了方案与基本法相违背之处，并指出按方案产生的立法机构无法过渡“九七”的前景，还特别提醒英方，不要进行公开论战。

    针对英方的无理态度，我马上于次日回复赫德：中方绝不接受英方向香港立法局提交立法草案，而且不能把立法局的意见置于两国政府的会谈之上。对中方来说，这是原则问题。

    中方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正式发表声明：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政制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我还强调，在香港回归前余下的400多天里，双方应多做实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烦。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双方合作顺利。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蜜月期”尚未结束。

    在谈判期间，我同赫德外相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会晤，详细讨论了谈判中遇到的各个难题，谋求解决办法。“直通车”问题就是双方讨论最多的难题之一。

    赫德外相早年曾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过，十分熟悉中国事务。1974年，又曾随前首相希思访华，会见过毛泽东主席。

    1993年的17轮北京谈判，主要议题就是详细讨论了香港1994/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其总目标就是在英方“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威胁之下，争取挽救“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

    在联合声明签署以前，英方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筹划。联合声明签署后，英方马上启动了政改部署。1985年，先是在香港立法机构通过功能组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专业）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部分议员；然后又在1991年决定选举时再引入分地区直接选举部分议员的新制度；并计划于1995年完全取消委任制，使全部立法局议员都由功能组别、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和地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产生。

    1974年4月25日，统治了葡萄牙近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被年轻军官组成的“共和国救国委员会”推翻。这场政变被人们称为“4·25”革命。革命后，新政府放弃了殖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