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构中推行一种所谓“常设委员会”的新制度，意在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以制约行政机构。

    这是中英双方一次重要的接触，为今后几年双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的交锋拉开了序幕。

    约一年以后的1992年春天，我首次正式回访英国。那时，正值中英外交关系升格20周年前夕，两国领导人又刚刚签署了关于新机场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所以，访问的气氛较好。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双方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彭定康一上任，就进一步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两国围绕香港政制发展方向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新一轮公开而严重的较量。

    中方也立即公开表明立场，对英方举措深表忧虑，并指出将来香港回归前后的政制不能衔接，其责任不在中方。特区的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决定来设立。

    1999年3月，我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应澳门总督之邀，去澳门出席澳门文化中心揭幕典礼，并在那里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会晤。

    按理，最后一任港督的使命应该是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阶段，与中方很好合作，保证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功德圆满，可以名留青史。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直选议席数额的增长速度和比例，便成为当时中英磋商中的焦点问题。

    香港的回归问题，首先是一个外交问题。从外国占领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国固有的领土，必须通过外交谈判。

    此次会晤后，外界已看出中英谈判的症结所在。有香港报纸称，中英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双方在“直通车”问题上所能做出的让步。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方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未能如愿。原因何在呢？

    彭定康先发表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

    柯利达曾任驻华大使，是一位“中国通”，还直接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他对中国事务很熟悉，同时也深知如何捍卫英国的根本利益。在香港问题上，他与保守党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职后，一直对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评态度，坚持主张维护与中国的合作，不与中方对抗。

    在会晤中，中方反复、详细地分析了政改方案如何违反了联合声明，如何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以及如何违反双方过去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违反”。

    此后两个多月里，双方就谈判的新闻发布和双方代表团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内部磋商。最后商定，于1993年4月22日在北京开始两国政府代表间的谈判。中方代表为姜恩柱副外长，英方代表为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

    在对北京谈判做了一番总的回顾与展望后，我和赫德都认为，中英谈判面临两种可能：达成或达不成协议。

    我回复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只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关于1995年下一届立法局的选举，我提醒英方，这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的办法应该与基本法相衔接，否则不能直接过渡。赫德说，英方将于1993年就此做出决定，此前将与中方磋商。

    英方对中方的“积极精神”表示赞赏，并表示将研究“1991年少于20席的可能”。

    不想，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怕向中方交接政权时太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