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传统思想重重包围。小时候，我相信书本和教师说的一切。我还记得在上初中时，一次广播里放国际新闻，我听了之后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忧心忡忡。

    到了高三，我班上有个同学要出国了，拿了个同学录请大家留言，其中有一项是偶像。我前面的人填了里杰卡尔德，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的偶像是谁，最后大笔一挥，填了“毛泽东”。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去一个亲戚家做客，在他家的书橱上看到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拿起来一翻，居然就津津有味地看完了。那时我已经比初中有进步，知道其社会科学部分的不足之处，不过自然哲学部分却仍然令我大为折服。大学一年级时，我在日记里写下：我这辈子的奋斗目标，依次是祖国、真理、我。

    到大学毕业时，祖国已经被排在真理之后了。这个转变很容易，一方面，我见闻日多，自然就看出以往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愚民之嫌。我依然爱国，但不是出于课本上的那些可笑的爱国理由，而是出于对个人价值的确信。很显然，一个人如果爱自己，也就会爱国，如此自然的情感，竟然也会被拿来大做文章，不能不让我倒胃。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狭隘的民族诉求上，而是建立在个人价值的基础上，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全世界人类福祗相连，各国的国家利益，归根到底是一致的。凡欲通过对外扩张、打击别国来为本国谋利益的，最终无不反受其害。夺取生存空间的德国、输出革命的苏联、在中东翻云覆雨的美国，皆为明证。二战时谋刺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比沙场捐躯的党卫军更懂得爱国的真义。祖国这个奋斗目标可以被真理所容纳——这个真理，已不仅指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是包括社会公义的泛称。

    真理观的动摇，发生在出国后。美国有很多华人基督徒，我也被拉去参加过很多次他们的聚会。甫一接触耶稣，我便大为倾倒：不意世上竟有此等人！立刻成了个“文化基督徒”，即认同基督教的思想，却不接受其中关于神的部分。在我看来，无神论能自圆其说，凡是现在还不能解释的，可以推给未来科学的发展。基督教也能自圆其说，凡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可以推给上帝的高深莫测。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无神论者都需要相当大的信心。是否有神的问题显然超过了我的智识和胆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疑神论者。

    我的真理观当然也跟着变化。宗教信仰是人类道德准则的基础，如果我连是否有神都无法确认，那么一切真理也都在可怀疑之列。疑神论的立场让我不再仰视那些从前认为是不容置疑的道理，而可以从容地推测，这条道理是如何从对神的崇拜推出来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它是否还能成立。

    历史上道德观的演变，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道德不是上帝颁发的诫命，也不是宋儒所称的“天理”，而不过是人们在组成社会时所约定俗成的规则。由于它们确实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人们给它们编出了崇高的理由，披上了光芒万丈的外衣，但其实它们绝非天经地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个人的弊大于利。如果仔细追究的话，道德观念其实自相矛盾、无法解释之处甚多，因为它们不是从“神”或者某个绝对理念那里严谨地推导出来的，而是人为总结出来的，还常被强权者任意打扮，自然会漏洞百出。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难两全，如果不是被道德唬住了的话，根本就不是问题。

    由此，我不相信道德审判，甚至反对一切道德评价，主张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就可以做。当然，前提是你自己的满足感。由于环境影响，很多人的满足感其实有一大部分是来自自我的道德评价，那么，你为了使自己更快乐而遵守道德，乃至于牺牲掉一些较次要的快乐，也完全符合人的本性。

    参加自由党后，自由党人在毒品问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