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交由张保仔率领。张保仔势力最盛时，有部众四万余人，战船六百余艘。海上过往商船经过他控制的地区，必须交纳“行水”，即保护费。拒绝交纳者很难幸免被劫被杀。张保仔出身贫苦，比较注意爱护一般老百姓。他们向乡民购买粮食、物品时，往往加倍给钱，并严禁部下在驻扎地区掠夺百姓。

    当年香港的海盗以旗色互相区别。红旗的是张保仔，黑旗的是郭婆带、蓝旗的是乌石二。三股著名海盗联合起来，协力抵抗清军水师。清水师提督孙全谋、总兵林发等屡次被他们击败。军事进剿没有成效，清朝地方官员转而采用招安政策，进行分化瓦解。郭婆带首先接受招安。郭投降以后，张保仔在军事上受到的压力增大。般含乘机派兵配合清军水师围剿，在激烈的交战中，张保仔身亡。

    在香港岛有许多与张保仔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据许地山先生考察，今天的西营盘便是当年张保仔营寨的旧名。在港岛半山，即歌赋山山腰有张保仔旧时据守海岛的堑壕遗迹，原来是用青砖和蛮石镶砌而成的。相传今日荷里活道的文武庙也是张保仔修建的。

    据记载，与张保仔同时期，在香港及其邻近地区出没的海盗，著名的还有徐亚保、十五仔等。徐亚保拥有部众近二千人，战船23艘，大炮18门。十五仔拥有部众三千余人，战船64艘，火炮千余门。

    当时不仅有中国海盗，还有一些外国洋海盗。例如，英国人芬顿驾驶悬挂英国国旗的桅船一艘，以护航保镖为名，从事海盗活动。1851年6月，他率领海盗船只，在海上杀害前往盘查的葡萄牙军官两名。同年12月，他抢劫中国人船只，反被中国船把他的桅船击沉，将他生擒，押到香港。因为是英国人，般含当局设法予以包庇。第二年1月5日，特别刑庭开庭审理。与芬顿同伙的3名中国海盗，被控杀害葡萄牙军官，犯海盗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而芬顿本人却被宣告无罪。澳门葡萄牙当局对此表示不满，带目击者来香港确认芬顿为凶手无疑。香港英国当局无奈，才将芬顿判处3年有期徒刑。

    对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沿海海盗再起的问题，美国人马士进行过研究分析。他认为，中国沿海海盗猖獗“或许是由于政府在对付沿海英国敌人上所表现的无能以及水师沙船的全军覆没所促成的；它也许是被1839年以后鸦片走私的不法行动所鼓励的；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海上和各海口人民不满和遍地发生的造反运动的一种明显的表示。从东京边界到扬子江口乃至山东沿岸的海上布满着海盗的船只，这些船都已经在中国当局在对英作战时期所发给的许可证下获得了充分的武装配备。”

    马士这段话反映出鸦片战争后，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沿海地区海盗活动的复杂情况。根据当时的史料考察，有的海盗只知道杀人越货，甚至参与鸦片走私。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正常的海上贸易，的确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严峻局势下，也有一部分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海盗”，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一支民间力量。应该说，徐亚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外国侵略中国，掠夺百姓，政府腐败无能，惧怕洋人，又不许百姓抵抗，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铤而走险，在海域周旋。

    有资料记载，徐亚保对英国人贩卖鸦片深恶痛绝，他攻击的对象多半是鸦片烟船。他与十五仔分工合作，由他侦察英船的航期、航线等情况，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在洋面上活动的十五仔。由于配合默契，每次行动方式又多变幻，他们经常得手，使英国鸦片烟船和巡逻的英国兵舰吃尽苦头。

    1849年2月25日发生在赤柱的事件，反映出徐亚保见义勇为的性格特点与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当时有两名驻港英军军官，一个叫科斯达，是皇家工程营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