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销往中国内地和亚洲部分地区。而香港出口的货物品种，只有丝1200万两，茶叶2900万两，棉花600万两。由统计可见鸦片贸易数额之巨大，香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大量贩卖鸦片。英国在香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中国的整个利益为代价的。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逐步成为远东商业中心。英国占领香港后，在香港设关收税，凡来往船只经过香港，都要抽税，我国华南经济大受影响。香港内部，苛税杂捐层出不穷，税收逐年增加。戴维斯任职时，1846年税收是27046英镑，到了罗便臣当政时的1864年，税收达到132884英镑。

    香港华商对于当时的税收制度，深感不满，认为这是“无货不捐”，难以忍受。因此有很多商家虽然在港置有产业，也宁愿做出牺牲，奔回内地，所以香港商业一度衰落。

    1861年，香港财政收支由平衡而达到有钱可赚。这一年的资产总值比债务超出四千三百英镑，收入的来源全靠增加税收，其中最大宗的有牌照税、土地税、差响（警捐）等。当时，因为商业发达，地价上涨，买卖地皮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土地税也大幅度增加。英国政府除了在侵略过程中获取的实际利益外，已经开始从香港经济的发展获取大量英镑收入。

    1865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影响到香港市场，商业萧条，税收减少，于是港英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案”。商人虽然竭力反对，但当局仍强制执行。

    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和斗争，另一方面锐意经营，发展和壮大华人经济，因而逐步争得了部分的权利，使华人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了初步的改善。

    1860年罗便臣政府实行“牌照法”，规定凡在香港的商人都必须领取牌照，缴交牌照费。这项收费引起商人的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典当行业实行罢市，结果，香港政府只得减低牌照费。接着，全港轿夫和水上船户也反对牌照费和登记，举行罢工，坚持了3个多月，直至香港政府修正条例才复业。1862年，香港码头搬运工人，反对当局强迫登记，又举行罢工。这些商人、轿夫、水上船户、码头工人，除少数外商，几乎全部都是华人，他们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觉悟，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不仅由于人数众多，而且还由于华人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华商资本在香港已经逐步成为对香港具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早在第四任总督宝灵时期，他估计年缴地租十英镑以上有143人，华人占42人。从他按经济地位估计的人数看，有一定经济力量的华人已占了相当的数量。

    英国要统治香港，中文翻译人才缺乏，一直困绕着前几任总督。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在香港政府服务的或是在港经商的中国人，英语程度很差，除了简单的日常对话外，根本没有其他方面的英语训练。而在港的英国人懂中文的更是少而又少。高和尔因为通晓中文，官拜港府裁判司通译、警察副总监、政府总登记官兼华民司，兼政府总通译官。后来与海盗勾结，贪污受贿，被革除职务。但是，因为缺翻译，港府又不得不把他请回来，官复原职。可见翻译人才的奇缺。诺顿?凯希曾记载1849年在香港执业律师派克关于法庭缺乏中英文翻译的表述：“在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没有人通译，因为中国人找不到通译，无法审理他们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当然有通译官高和尔，但他同时又是副警察总监，因此，他对于被告时常又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他这两重任务是根本冲突的。”

    为了解决中文翻译问题，香港政府曾上书伦敦殖民部，请求在皇家学院增聘中文教授，规定凡是愿意到远东来服务的官学生，如果选修中文，一经考试及格，就从优录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