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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便臣(1824~1897)
借款143万英镑,分2年6次偿还,在香港交付,这是中国向外国借款的开始。1867年又向英国借款120万英镑,以海关税作抵;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之后,急需经济上救援,1877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贷白银5万两,以温州、上海、广东、汉口的关税与税票做为担保;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1879年再向汇丰银行借款1615万两,还是以海关关税和税票为担保,年利息10%~12%左右。1894年,清廷国库亏空,再向汇丰银行借债1000万两,按照汇丰行规,年息7厘,98扣,期限20年,前10年付息,后10年还本。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损失惨重,再向汇丰银行举债300万镑,仍以海关关税和票据为抵押。年息6厘,92扣,期限20年,前5年付息,后15年还本。以上只是几宗数额巨大的借贷,清政府仰赖汇丰银行的贷款,借以弥补财政的浩大赤字,更是习以为常的事。财政上的依赖除了利息之外,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屈辱妥协。

    以上两笔帐,虽然属于不同的敛财方式,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汇丰同清政府的依赖关系,汇丰和香港,汇丰与中国的关系。

    据郑固固教授《花甲铜狮说汇丰》的文章所载,汇丰银行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约11730亿港元的资产,成为香港首选存款银行和主要的按揭银行,在全港设有225间分行,加上它持股61.5%股权的恒生银行的135家分行,总数则达360间之多。

    当然,汇丰银行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经营策略,它一设立便是几国参与的具有跨国银行的性质,同时经营宗旨明确。杨思贤先生所著《香港沧桑》一书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1935年第二座汇丰大厦落成典礼上,汇丰司理祁礼宾演说时,引述了两个小故事:

    他说,有一位朋友问道,“这么一座雄伟的建筑,会使胆小的人踌躇不前,不敢进去作小的交易。”他听了,只是笑笑。

    他又说,有一位少年遇见自己的“大班”,说:“我不敢将小量的余钱放到汇丰,怕它拒绝接受办理。”

    礼宾的“大班”这样回答那个少年:“亲爱的朋友,敝行绝无太小或太大的东西。”

    他说引用的两个小故事,主要反映了汇丰主理人的宗旨是:来者不拒,一概欢迎。

    这次盛典观礼台上来宾的安排,更具汇丰的经营手法,受邀来宾中,上海人3名,广州人3名,香港人2名。这既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又显示了地区的重要性。

    所以,它的营业不能不一直处于兴旺蓬勃状态。据统计,1937年的纯利已达一千五百四十三万余元,1938年达到一千五百二十九万余元,1939年为一千三百三十五余万元,1940年近一千四百万元。

    按照香港经济的发展,广东社科院教授刘泽生,把香港近代15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起至1860年,为转口港始创时期。这20年左右的时间内,香港经历了前面叙述的璞鼎查、戴维斯、般含、宝灵、罗便臣五任总督。开埠之初,香港只是一个荒野渔村,1841年仅有人口7450人,到1861年,人口增加到119321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贸易港,当然,贸易的主要货物是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1992年6月18日,香港《新报》一篇文章按照各总督的是非功过,把这一时期归结为“帝国主义时期”。大概是指这5位总督,包括英国伦敦,主要精力都是用在侵占中国领土上。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记述从1866年第六任麦当奴起,至1885年第九任宝云止的四位总督,其间共19年的时间,被称为“华人抬头时期”。虽然英国人依然百般歧视、压制香港的中国居民,但是,香港的中国商人经营有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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