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不许以款作抵。至于贝耳，因是初犯，给他3天的宽限，撤销那封信并公开道歉。后来贝耳在限期内写信向巴尔道歉，并在报上公开声明撤销那封信。华尔希坐了3天监以后，写信向总督申诉。总督麦当奴看到申诉很不高兴，说这事按照手续，应该直接向法官求情，他不便受理。把球给巴尔踢了回去。于是华尔希的律师在4月6日便向巴尔请求宽恕，说华尔希业已坐监3天，可算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惩诫。于是巴尔下令将华尔希带堂，先命令他撤销呈递给总督麦当奴的呈文，然后再教训他一顿，这才宽免了华尔希的刑期。

    早在麦当奴之前的1844年，香港政府就颁布禁赌条例，规定凡聚众赌博，罚款200元。警察奉票查赌博可破门入屋。但是，禁赌条例颁布以后，赌博不但没有禁绝，反而使赌馆增加，赌风更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据分析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个条例对于经营赌博及参加赌博者，均给予罚款，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并非真心禁绝赌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征收罚款，增加库房收入。赌博的越多，罚款越多，库房越丰厚，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警察在查禁赌博中权力很大，不少人借机贪污受贿，赌馆主人也乐于向警方行贿，双方达成“默契”，各得其所。自然愈禁愈猖。

    历任港督当政，警察收受赌馆贿赂的案件屡屡发生。1855年5月5日，香港中央警察署内，一名华籍职员与一名杂役发生口角，那名职员知道对方平时收受赌贿，一气之下便向警察司告发。香港政府委派总登记官高和尔查办。结果，一名赌馆老板被捕，承认曾经贿通高等法院裁判署、警察署杂役共四人。查核赌馆收支账目，发现确有支出贿款的证据，只是没有列出受贿人姓名。其实，高和尔就是受贿人之一。结果，处罚一名杂役完事，其它受贿人员，也就不了了之。

    麦当奴就职后第二年，1867年5月22日，在香港立法局的例会上，议员域陶就制止赌博一事提出：目前赌馆林立，警方虽然不断拘控赌馆主人及赌博者，但赌风始终不能稍息，显然是“条例”效力发生问题。立法局当然主席麦当奴在讨论中则认为，暂时没有重订禁赌条例的必要。问题不在条例本身，而在警察奉行不力、办理不善。并且中国人乐于赌博，主管人员又贪污，法律很难有效地进行制裁。接着，域陶又提出建议说，不如寓禁于征，准许缴纳税饷，领取牌照开赌，用来应付目前的困难局面。麦当奴认为，香港的警力不足，同时警员的待遇不好，易于贪污受贿。于是，便以此为“理由”，接受了域陶的建议。

    按照域陶的解释，“寓禁于征”的办法，是以“公赌”来抵制“私赌”，允许赌商交纳牌照费，交费即可以领牌正式开设赌馆。麦当奴口称，准备用这一笔赌馆牌照费的收入来提高警方人员的待遇和扩充警力，并从而扑灭私赌。于是港府特别起草了一项法令，称为《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当年6月17日，立法局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该条例第十八条的大意是：本港地方赌博盛行，现行的禁赌条例，未能收到肃清之效。为了取缔和逐步禁绝赌博，特授权总督随时制立规则厉行禁绝，或采用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务期达到肃清赌博的目的。

    这个条例很高明，名为“厉行禁绝”，实为纵容放任。这样既可哄骗了香港民众，也让英伦找不出毛病。

    这个条例声称，授权总督采取有效办法“限制及管理”赌博。而麦当奴的“有效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采纳域陶的建议，使赌博合法化。麦当奴授权警察司发放赌馆牌照，由警察司及总注册官招商承投赌饷，结果有12家赌馆投得。这些赌馆分布在西营盘、上环、中环、湾仔等处，每家赌馆每年缴纳赌饷一万元。该年7月1日，赌馆公开营业那天，像其他商店开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