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条的规定作废。为了总督的面子，1月30日，他又出示布告，解释禁赌的原因说：“查本港地方前经政府核准承商领牌开设赌馆，其目的为防止警察索贿及制裁盗匪免使滋蔓。四年以来卓有成效。外商仆役盗窃雇主财物之事，渐见减少，私赌亦久经绝迹。近来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故由本月24日起，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宣告取销。嗣后本港、九龙及所属乡村地方一切大小赌博，悉行严密查禁。督宪现正筹商善法，务将所有赌博铲草除根，免人民重受其害。”

    辅政司完全把事实颠倒过来。既然赌博弛禁“著有成效”、“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展”，又为什么抛弃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另筹商善法”呢？

    “另筹商善法”只是托辞，直到1872年4月，新任总督坚尼地在就职演说中还宣称，英廷及殖民大臣命令他就职后，要把整顿警察制度和禁绝赌博作为两项主要任务。坚尼地在任期内，对于禁赌是尽了努力的，在1876年还修订了1844年的禁止赌博条例。他表面上是取得了成绩，但实际上并未达到禁绝赌博的目的，赌馆又以“俱乐部”等形式出现了，比原来的赌馆更为高级。

    早期香港转口贸易中，一笔较大的生意是“猪仔贸易”。所谓“猪仔贸易”就是苦力贸易，把中国内地的劳动力，经过香港，贩运到外国去做苦工。到了麦当奴时期，达到了顶点。

    掠夺贩卖华工出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通过其驻广州商馆的买办，多次从黄埔、澳门、金星门等地拐贩华工出国，卖给国外庄园主、商人，强迫他们终身从事奴隶劳动。鸦片战争后，英、法、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诱拐、绑架华工出国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獗。1849年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金矿，香港成为招募华工的中心。投机商人勾结“猪仔头”，潜伏内地，诱骗贫苦农民，离开家园，被当做猪仔一般运往旧金山或澳大利亚，进行奴隶式的劳动，香港占地利之便，成为中间转运站。1852年经香港贩运到国外的华工达两万人。1857年2月，港府公布施行《贩运工人出洋牌照条例》，实行公开经营。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禁阻华工出境，使贩卖华工的行为贸易合法化。港英政府从中获取大笔不义之财。

    1868年7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利用清政府委派他为出使各国大臣的名义，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共八款。规定：两国人民往来居住，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可以往来游学并在指定地点设立学校；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受到“欺侮凌虐”、“屈抑苟待”。这个条约字面上冠冕堂皇，互相平等，实际是适应美国掠卖华工，加强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侵略的需要签订的，当时美国开金矿形成热潮，正需要苦力。

    由于以上两个条约的规定，香港更成了与厦门、澳门同样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据点。香港的苦力贸易在形式上与其他地方略有区别，属于“赊单苦力”，就是由招工代理人先垫付船费，华工出国后以工资抵还所谓船费和利息。在还清债务前，华工必须听从债权人的控制与驱使。这种拐骗，当时还美其名曰“自由移民”。不仅英国的不法商人直接参与苦力贸易，而且各国从事苦力贩卖活动的船只也有不少到香港补给食物、淡水与燃料，并在香港修船或改建装载苦力的统舱等。

    早期从香港出洋的苦力，以去美国的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的新金山墨尔本为主。据统计，1845年至1874年间经香港被贩卖到国外的“赊单苦力”多达266326人。其中1861年至1872年间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即有134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