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东西药局，虽是行医，其实是借行医为掩护，结识一批爱国青年，研究救国之道。1894年，孙中山赴美国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络郑士良、陈少白等进步人士，为推翻清朝政府做准备工作。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组建了兴中会总部机关。为了避人耳目，以“乾亨行”公开名义做掩护。香港的兴中会领导成员多次开会，讨论和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和起义的政策。8月27日，港英当局下令封闭了乾亨行。孙中山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旧历重阳节，许多群众回省探视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府，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事不密而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觉，从香港秘密运送机械往广州时，被海关查出扣留。

    清政府多次与港府交涉，要求罗便臣制止孙中山在香港的政治活动。香港当局同清政府密切配合，将兴中会的活动情况，随时向两广总督通报。两广总督谭钟麟调动军队加强广州防御，封闭革命机关，逮捕起义人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乘船“离开广州”，经澳门到香港。1896年3月4日，港督罗便臣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发出驱逐孙中山出境令，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进入香港，理由是总督及港府认为，“孙逸仙会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孙中山只好离开香港转赴日本。行前，他写信给罗便臣的副手香港辅政司骆克，询问是否因为他“试图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才将他驱逐。如果如此，他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因为他已经请教过伦敦许多英国朋友，英国朋友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不符合英国的法律和惯例。”

    1897年10月4日，骆克回信给孙中山答复说：“兹奉命函复先生，本政府不愿允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兹因先生行事诚如来书所云，‘吊民伐罪，为解除国人备受鞑虏专制暴虐之羁绊’。凡若所焉，有碍邻国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允许，如先生突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1896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从此以后，孙中山虽然为组织革命起义多次经过香港，但一直没有上岸，只在船上与在港革命志士研究和布置任务以后，就离开香港。

    当时，香港报纸曾发表评论，批评罗便臣的错误政策。英国国内也有人对孙中山表示同情。议员达维特曾多次向殖民地大臣张伯伦提出质询。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国政府曾否请求香港总督将孙逸仙驱逐出境？若有此事，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呈报过殖民地部？如果这位中国的改革家在英属领土未曾触犯英国的法律，能否撤回该驱逐令？”

    张伯伦的答复是：此事依据之理由在于当地总督与 认为该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中国政府未曾请求进行驱逐。该人卷入阴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已无疑义。这使其不宜在香港一事，并无理由加以干预。

    罗便臣对孙中山的排斥态度，最根本原因是局外人很难洞察的，也是罗便臣不能启齿的，那就是英国政府以此向清政府示好，以此作为诱使清政府在香港展拓界址谈判中让步的一个筹码。

    强占新界地区，英国侵略者已经酝酿很久。

    早在第五任总督罗便臣时期，1863年香港英国官员就提议，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战争大臣认为，占据新界、九龙，对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

    1884年，第九任总督乔治?宝云时期，驻港英军少将萨特金提出，英国战争部应当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