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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含理(1860~1922)
攻击德国舰队。英国企图依赖日本的力量,维护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英国的要求,正中日本军国主义下怀。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忙于战事之机,扩充在中国南部的势力。短时间之内日本在香港的侨民人数即远远超过了欧美各国。在香港岛皇后大道一带,日本人竞相开设商店,经营古玩字画、书籍文具、瓷器漆器、药品杂货,以及理发、照相等行业。因为日侨人数众多,他们还在香港开设了主要是为日本人服务的马岛医院和日本小学。在军事上,日本军舰经常到中国南海游弋,停泊在港岛附近。

    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大战期间,英国就对日本有过承诺,支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大战结束,英国非常感激日本“在战争中的贡献”,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国极力支持日本。

    根据英国政府的亲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对中国居民采取高压政策,严订警律,凡集会游行都要经过华民政务司及警察司许可才能举行,否则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对日本人则采取保护措施。“五四”运动爆发后,港英当局更是竭尽全力镇压中国居民的爱国行动,保护日本在香港的势力。

    对于梅含理的媚日行为,香港居民非常气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顾港府的规定条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活跃。各私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陈述国耻,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学校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作文命题,引导学生参与爱国行动。许多学生把家里的日货清理出来,集中到荷里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焚毁,表示对港府镇压政策的蔑视。私立陶英学校的学生,手持“爱国伞”(内地生产的纸伞),上街游行,高呼“提倡国货”的口号。皇仁书院、圣士提反、英华、圣保罗等著名学校的学生也都分别举行集会,并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草拟章程,准备联合行动。

    面对香港知识界高涨的爱国热情,梅含理极度不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港府首先命令全体警察一律取消休假,处于警备状态,同时,加派武装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门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岗巡逻,对日本侨民严加保护,保证日本人的物品和饮水供应。梅含理还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办法,征集后备警察,配足枪支弹药,日夜在街道巡逻,随时准备镇压香港人民的爱国行动。

    对于港英当局的镇压,香港各阶层民众非常气愤,纷纷行动起来加以抵制。居住在湾仔的市民拥至日本商店门前示威,投掷石块,捣毁橱窗,高呼抵制日货的口号。家庭妇女拒绝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华商总会集会,议决提倡国货。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货公司,宣布以后多采办国产丝绸、苏杭杂货,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有无“仇货”。一时间阴丹士林及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

    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长门”、“陆奥”、“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炮口直对香港,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港英当局与日本紧密勾结,共同对付香港爱国同胞。港府华民政务司通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中文报纸,“不准煽动抗日爱国,妨碍治安,不准提帝国主义等词语”;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上海会文堂出版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初等论说文范》积存,如有发现,立即没收。

    尽管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部分爱国学生节衣缩食,解囊捐款,在西营盘及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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