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
璃砖大花瓶，再往后真没什么可卖的了，竟把能装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卖了，一个4毛钱，换点切面以糊口。这是我们结婚后遭遇的第一个贫困苦难高峰。
三、日本广岛之行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钱稻荪先生举荐王锡，以北大高材生的名义赴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想，东渡扶桑也许是条求生之路呢!然而我们错了。广岛之行给我们后半生播下了万颗不幸的种子!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妇，人们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给”。我们在广岛的日子里，没看见过什么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营业，没东西可卖，市面萧条极了。我们的长子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致残，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当时我们心中默默地想：回国吧!离开这“荒凉”与“贫瘠”的土地!离开这个“女人国”，离开这个后来遭受灭顶之灾的不祥之地——广岛。
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年之际，锡写了《忆广岛》一文，登在报刊上，作为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和见证。
四、困居济南
正当我们从海外回到北京，锡赋闲在家时，不久，接到一纸新聘书，赴济南银行调查室工作。喜的是生活有了着落，悲的是火车于路上被炸，在惊吓与饥饿中，好不容易才辗转到济南。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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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是美丽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游胜地，可是我们的心情却太恶劣了。我们的二儿子发烧却不能及时到医院打针治疗，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济南灯火管制，夜晚戒严。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抢救之机，孩子夭折于济南了，才8个月。
我们千里迢迢奔赴济南的目的是为了生计，当时的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建调查室，但锡还没有到任，该单位就停办关闭了。靠一点微薄的遣散费，我们过着困窘的日子，连电灯都被掐了，点蜡烛。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济南困居了7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大半个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济南，我们只身回北京。但毕竟回来了。济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惨的，不但丢了东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锡还带回来一身病。
五、做肾摘除手术
大约在1947年，锡由恩师举荐，到北京二中去教课。他带病上班，坚持到解放，终于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肾摘除手术，刀口一尺二长，是大手术，医疗费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费医疗的补助。术后，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打点滴，吃流食、半流，到终于能吃正常饭了。出院时吴大夫跟他说：“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个肾脏没大关系，我也是一个肾。别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满乐观的吴大夫影响了病人。在锡的后半生中，他每每想起医生的话语，他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说说笑笑的。
六、老宫女来到我们家
锡出院后还须一段调养期，可这时我已经到北京二十五中(当时还是私立育英中学呢)去教课兼班主任，工作相当忙，只好请了帮工。可那时刚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