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从兄已相继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于生产品之一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东汉。